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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二代，200万起家，10年赚4亿，破产后，老婆只留给他2000元-

2010年11月23日，中国企业报发文《家电下乡中标企业惊现品牌无厘头》。

痛斥各中标小企业混水摸鱼，企图在家电下乡政策中分得一杯羹。

报纸特别点名一些德不配位的洗衣机企业，专善于在女人身上做文章，注册“乐妻”、“贤妻”、“巧手好媳妇”等商标博眼球。

其中一家宁波企业，为自家产品取名为“爱妻王子”。

这家企业的老总，若以其父的百万家底来看的话，也许算是个王子，但要说他爱妻，恐怕难以苟同。

他就是王银达，背负上亿债务的落魄董事长。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孔夫子所说的“女子”，是指古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心胸和视野有限的无知女人。

而王银达的妻子，不属于这一类。

从她果断离婚、转移财产、架空财务等一系列利落操作中可以看出，她不是寻常女子。

反观王银达，奢靡铺张、婚内出G，确是放纵欲望、实打实的“小人”。

他从200万起家，短短10年时间，打拼出4亿巨富；

而后用更短的几年时间，火速破产，欠下4亿巨债。

有人说，他是栽在了女人手里；也有人认为，是经营决策的失误。

这位富二代是非功过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

1972年，王银达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三节村。

虽没能投胎在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有幸得了个好父亲。

父亲王宏庆，在改革开放的推波助澜下投身商海，成为最早一批时代弄潮儿，积累起百万家产。

殷实的家境让王银达在十几岁时，就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公子哥生活。

但物质水平上去了，思想境界却没有随之提升。

富贵之家和暴发户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教育的重视。

父母忙于赚大钱，根本无暇顾及自由散漫的儿子。

对其学业从不过问，只管好吃好喝地供着。

而王银达也自认为不是块学习的料，潦草过完高中生活后，就直接进了部队当兵。

1993年，21岁的王银达退役，到父亲开办的射钉厂工作，主要负责物料采购。

或许是得益于部队的锻炼塑造，抑或是突然长大懂事了。

王银达在父亲手下干得不错，踏踏实实积累了一些经营管理经验。

看到儿子改头换面，全然没有之前大手大脚的样子。

王父欣慰不少，趁热打铁给他物色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媳妇。

希望他能好好过日子、搞事业。

说不定将来还能子承父业，将家族集团做大做强。

王银达没有父亲想得这么多，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心里始终不安分，总琢磨着自有一番作为。

九十年代，王银达看到家电市场日益火爆，觉得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

他便起了另立门户，自主创业的念头。

于是，他向父亲提出分家。

王父料想他心性已定，便豪爽拿出200万给他做启动资金，又另辟了10亩地给他建厂，全力支持儿子的创业梦想。

1997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王银达的电风扇厂红红火火地开起来，还没等新品站稳脚跟，他又接着开了取暖器的生产线。

他判断，现在家电市场大火，多一条产线，就能多赚钱。

工厂的小电器外观 时尚 、设计前卫，很合王银达的口味。

然后，他学着其它企业的做法，在家里美滋滋地坐等客户上门订货。

从这一开始的起步之路，就可以看出王银达奉行多多益善，而忽视市场容量情况的偏激经营方针。

不出所料，在一无人脉，二无宣传，三无调研的先天缺陷下，卖不出去的电风扇、取暖器遭遇一批批退货，积压在仓库吃灰。

王银达第一次创业试水，就赔得干干净净。

好在这时的他还知道反省，认为失败原因有二：

别家能够坐地等售，是因为已经经历过考察推销阶段。

有了一定的客户群体，所以现在才有资本“守株待兔”；

过度追求产品新潮，直接提高了生产成本。

致使价格超出广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忘了不是谁都跟他家那样有钱；

王银达从小不知人间疾苦，误认为 社会 也会像家里人那样顺着他，想怎样就怎样。

却不成想，小试牛刀过后，就把200万败得精光，让他头回明白了世间“险恶”：

“还是经验不足，只有创造出性价比高的产品，才能被市场认可。”

找到原因后，27岁的王银达又跟家人借来几万块钱，准备东山再起。

这次失败，对他来说，只是成功路上的一个小跟头。

有钱好办事，只要有父亲托底，他就不会败到哪里去。

重振旗鼓后，王银达学乖了。

这次，他先老老实实去市场进行深入考察，然后选定了饮水机这个前景广阔的蓝海领域；

同时，他坚持薄利多销、以销定产的发展方向，克制扩张。

那时为数不多的其它投产工厂，一台饮水机能有100多块的利润。

而王银达第一批出产的40台饮水机，一台只赚50块。

在本就供小于求的有利市场下，王银达舍利抢滩的做法收效显著，很快就以优越的性价比打开销售局面，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稳定客源。

1999上半年，王银达谨慎试销1万台饮水机，把平均每台利润控制在30元。

到下半年，依据良好的市场反馈。

他果断大批投入生产，以量取胜，迅速抢占消费市场，形成规模效益。

工厂当年销量达到惊人的50万台，不仅一举收回损失和成本，还赚得盆满钵满。

2000年，创业仅三年后，王银达正式组建宁波达能电器公司。

随后，王银达没有停下扩张脚步，他一方面保持多设厂、多开线的纵深规模策略；

一方面又向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大家电，发起横向进军，投入1000多万开发双桶洗衣机。

王银达复制粘贴平价微利的成功模式，让洗衣机这个新鲜高档家电，进入万千平民百姓家中，当年销量达到可观的5万台。

2003年，他又投资4000多万，扩厂房、添设备、搞设计，将饮水机和洗衣机产能分别扩大到70万台和150万台；

2004年，公司开始与海信、威力等国内知名大企业合作，为其定牌生产；

同时，公司产品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发光发热，外销一度占据总销售的1/3。

王银达极具商业头脑，盘算得很清楚：

“30%的产品做国际市场；40%－50%给国内一二线品牌贴牌；30%左右做自主产品。”

这种多元化格局的商业模式，被他称为“三足鼎立”。

如此一来，既可以使资源整合最优化，又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还可以防范单一投放的风险。

2007年，王银达上线冰箱项目，很快就成为除洗衣机这个生钱产品外，另一条“印钞”产线，年销量上万台。

至此，王银达的高光时刻来临。

历经十年奋斗，他手中一开始的200万，兜兜转转、层层叠加，变成了4个亿，顺利走上人生巅峰。

这一年，他才35岁。

事业有成，身家上亿，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为创二代。

他不无骄傲地说：“利润每年都以翻番的速度增长，十年时间，从200万到4亿，资产增幅200倍。”

俗话说盛极必衰，但之后几年，王银达仍有好运傍身，公司依旧发展得如火如荼。

衰落的是王银达的父亲。

2008年，王宏庆去世。

最大靠山轰然倒塌，王银达悲痛万分。

为尽孝心，他为父亲修建了一座豪华墓地：

两座威武雄狮立于墓碑两旁，一条石雕卧龙栖于身侧，规模宏大，引人瞩目。

而王银达的奢侈作风，却不是从此时开始，而在许多年前，就可见端倪。

他酷爱豪车，在人均还是自行车代步的年代，他就已经稳坐后排皮椅上，高调出行。

还是1998年那会，王银达丝毫没有受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影响，最先豪气买下一辆桑塔纳；

次年又入手一台别克，接着就是买买买，陆续购入S级奔驰、宝马、保时捷等奢华坐骑，把车库停得满满当当，活脱脱一个大型名车展览馆。

如果说对外摆阔，还可以勉强解释为出于面子、排场的需要。

那么，私下个人生活的挥金如土，则说明本质如此。

王银达开始穿16万一件的意大利定制名牌服装，非贵不买；

时不时就飞去国外高端 旅游 一番，享受生活、体验人生；

连喝水的马克杯，都必是数千元一只的人无我有限量款；

王银达奉行劳逸结合的休闲原则，为此在办公室旁边，花费数百万修建假石凉亭，还专为宝贝女儿开凿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俨然一个世外桃源小天地。

办公室的家具都是国外进口的高级货，仿佛这样，才配得上他几亿身家的尊贵。

当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了“振奋军心”，王银达也舍得为公司砸钱。

2008年，王银达拿出自己所赚的4个亿，又向银行抵押贷款拿到3个亿，斥巨资拍下300亩土地，建起达能产业园。

他豪情万丈，立志要打造一个全国领先的高规格创业园区。

王银达的高规格标准之一，就是装修不能差。

除一般设施外，园区里还建起亭台楼阁、水池假山，力求为员工打造一个花园级别的优美办公环境。

这个烧钱大项目，历时4年完工，占地35万平方米，超大厂房吸引来13家优质电器企业入住。

每天上千名员工进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王银达的大手笔，不仅解决了当地几千人口的就业问题，更为政府贡献了不菲的财政税收。

他也因此屡屡被评为慈溪优秀企业家，在四里八乡赫赫有名，一时风光无两。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王银达的宏图霸业还在蒸蒸日上。

2007年底，国家试点推行家电下乡政策。

只要购买家电产品的农民，就能获得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这是拉动内需，刺激农村消费的惠民政策，也是各大小家电企业百年难遇的发展崛起机会。

王银达风闻到消息，立马下令全面开动所有产线，进一步扩大规模，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他准备借助时代东风，摩拳擦掌狠狠再赚一笔。

随着公司越来越壮大，需要的人才也越来越多。

可惜没什么文化的王银达，对人才不怎么会分辨。

他天真地认为：“我宁可相信亲戚，也不相信外人，至少亲戚不会坑我。”

他却忽略了：外人可能为利缘聚缘散，而亲戚除了为利，还会因情而翻脸。

王银达先是让聪明漂亮的老婆担当财务总监，全权把控公司财政大权；

后又经不起枕边风的吹拂，让一波波娘家人进厂落户。

那时候，有一位在公司兢兢业业干了六年，才升上主管的员工抱怨：

“自己费心费力定下的品质管控规定，比不过做仓管的王总亲戚一句话。”

厂里有时候反馈上来质量问题，王银达也交给下面去处理，而全然不知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人往往是同一拨人。

有一段时间，公司收到大量投诉和退货。

经查证，是做采购主任的自家亲戚拿了供应商回扣，选用质次价高的零部件以次充好，导致整批产品出问题。

从采购到营销，妻子娘家人的势力无处不在。

祸根已种，而王银达还沉溺在更大更强的幻想里。

如果说内部管理有问题，还可以大义灭亲下手解决。

可若没有看清形势，盲目前行，则会加速败落。

其实有那么一小会，王银达似乎“回光返照”般的意识到危机。

2008年底，他在接受慈溪新闻网采访时，若有所思地说：

“与大牌比，我们确实存在营销渠道短、服务水平低、品牌影响力弱等差距。”

他说得很好，对自身不足认识得全面且正确。

可是，仅仅是这么一小会。

在知道和做到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而王银达的深刻认知，似乎仅仅停留在嘴上。

内忧外患之下，败局早已注定。

2013年，家电下乡政策戛然而止，浪潮褪去，王银达猛然发现自己在裸泳。

当时早有报道暗示：“一大批中小企业下乡抢市场，可能会引发农村市场新一轮的洗牌和无序竞争。”

王银达凭借低价的“无序竞争”，在政策下确确实实赚到一些真金白银；

但也因为与低价相对应的低质，而惨遭“洗牌”。

他只看到了前半部分的短暂利益，就火力全开，不停歇地生产，把眼前满坑满谷的存货当成了钞票。

雪上加霜的是，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产品“越卖越多”。

货卖不出去，供应商的货款没法结清，银行催还款，王银达的资金链即将断裂。

快刀斩乱麻，最终，王银达的妻子出手，给了他致命一击。

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王银达夫妇育有一儿一女，看在孩子的份上，妻子怎能如此绝情？

说到底，还是王银达自己作的。

没有逃脱“男人有钱就变坏”的魔咒，婚内出G全城皆知。

公司岌岌可危，他救场的方式不是进厂处理，而是投入了小蜜的温柔乡。

以为好好睡一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一向温柔贤淑的妻子得知后，怒不可遏，在多次哭闹无果后，采取了最实际的制裁手段：

她利用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毫不费力把所有资金全部转走，只侮辱性地给王银达留下2000块钱。

这下子，现金流彻底被堵，公司账面上赤裸裸躺着欠银行3亿、供应商1亿的债务。

2015年，妻子一纸“休书”，向法院递交申请，与王银达正式起诉离婚。

当年8月，曾经无限辉煌的达能电器公司全面停业。

短短两三年时间，王银达就从人人尊称的“王总”，变成了资不抵债的“老赖”。

无奈之下，为了还债，王银达低价变卖多栋豪宅、心爱车子、珍贵名表。

曾经一身16万的高定西装，也只能锁在衣柜，换上了路边60元一件的地摊货。

可是窟窿太大，哪怕如此节衣缩食也是杯水车薪。

因为还不上银行贷款，2017年5月，王银达以涉嫌榨取贷款罪，被拘禁一个月后取保候审。

后又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执行。

因此戴罪之身，他每个月都要去社区按手印，以确保未离开慈溪市，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人身自由。

与此同时，拿不到钱的多家供应商联合起来，闯进王银达公司要账。

每天喧闹争执，寻觅活。

尤其2019年2月的那次集体讨债，让王银达见识到曾经把酒言欢的合作者们的厉害：

“有的供应商不出面，直接让家里老人坐着轮椅来找我要钱；

还有人干脆带了电饭锅，在我这里做饭，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当年3月，王银达名下的工业园和几家工厂被法院依法拍卖，所得钱款抵偿了部分银行债务。

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法院要求他3个月内必须搬完清空，否则又要被拘禁。

于是，他慌不择乱地将所有设备全部折旧清售，只求尽快处理掉，以免再受牢狱之灾。

王银达目光黯淡，生无可地说：“从小做事业，做了20年，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事业一夜成空，这就是人生的跌落，一夜成空。”

他反复念叨着“一夜成空”四个字，仿佛不可置信，又好像太过明白。

而令这一切成空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政策风向捉摸不定，还是人心更为难测？

外界环境都只是客观因素，善用它，就能飞黄腾达，正如他当初靠此发家致富一样；

反之，逆势而行或者大意忽视，就会被市场果断抛弃。

所谓命运，不过是自身能否主动与时代潮流相契合而已。

如今，曾经气派奢华的产业园大厅，已经人去楼空，堆满杂物；

王银达的总裁办公桌上落满灰尘，窗户玻璃碎裂残缺；

专门为喜欢玩水的女儿打造的专属游泳池，也早被抽干，青苔杂草丛生；

他和家人曾嬉戏小憩的空中花园，已然残花败叶满地，凄凉一片。

当初为了方便管理公司，王银达把家安在了办公6楼。

同样大费周章精心装潢，雕栏画栋样样齐全，古董字画光彩夺目。

他还将母亲也接过来同住，共享天伦之乐。

现在，所有一切都被命运收回，年迈的老母借宿在姐姐家，他和女朋友在外租房子住。

是的，王银达还有人爱。

在他破产后，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女朋友，两人情投意合走在一起。

但一开始，女朋友根本不知道王银达是曾经身家上亿的集团董事长，直到他被抓走关了一个月，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

难能可贵的是，女朋友并没有因此远离他。

仍然不离不弃守在他身边，陪他熬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苦日子。

后来，王银达在朋友的帮助下。

把园区一些旧设备重新利用起来，恢复了一条生产线开工，赚到的所有收入都先用来还债。

他自述道：“从2016年起，公司在慢慢磨合经营，经营到最后都是在还债，可债永远都还不清。”

这债很多，除了明面上的这几亿，还有很多前妻的亲朋好友，以他的名义四处借的钱，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回想起以前，每当他想看账本时，前妻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他现在才略微醒悟：

原来一切灾难，老早都有预警，只是他安全没留意。

1997年－2007年，从200万起家到净赚4个亿，王银达奋斗了10年；

2008年－2013年，从利润4个亿，到负债3个亿、欠款1个亿，赔完全部身家。

总共耗掉8个亿，他只用了5年。

然而，王银达并没有打算就此注解完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几年后，我还会东山再起，再创辉煌。”

这是2019年5月，他留给采访镜头的最后一句话。

巴顿将军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成败虽只一瞬，但通往成或败的道路，却是由自己亲手铺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王银达未来将会如何，依然尚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人生海海，起起伏伏，惟愿大劫之后，你我都能拥有劫后重生的强大反弹力。

作者：朱小畅&雯鲛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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